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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两岸斗争的一个侧面 ——芜湖地下斗争回忆片段 (汪 仑)

发布时间:2014-11-10    发布者: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浏览次数:2706

  

一、在潜入芜湖敌占区之前

1926年,我16岁。北伐军路经我家乡泾县茂林时,我和当地进步青年一起热烈欢迎。这是我在革命征途上学步的开始。

1930年,我在安徽大学预科毕业。翌年起,以公开的社会职业为掩护,协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叶以群筹建“左联”安庆分盟,后到上海参加“左联”机关工作。之后,我还参加了上海救国会的一些活动,帮助李公朴先生创办读书出版社。担任筹备主任和经理,先后编撰出版了《高尔基作品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1936年,组织派我们到陕北苏区工作。1939年,四川民生实业公司卢作孚先生与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卢子英先生函邀我进川工作,经中央统战部同意、中央南方局联系,我到了四川省北碚地区,公开的身份是嘉陵江三峡实验区《北碚月刊》编辑室主任、《嘉陵江日报》总编辑,在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做党的统一战线联络工作。

1941年,南方局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第一线的同志转移。4月,在组织的具体安排下,我和董曼尼带着女儿分两批撤出北碚,辗转数千里,历时5个月,经过艰难险阻,于是年91日回到离别了12年的故乡——茂林村,将在这里开辟新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茂林。我家被监管,我母亲吴鸿赐(中共党员,皖南事变前任茂林区委委员、茂林妇抗会主任,当地群众称她为汪老太)曾3次被捕,受尽了折磨。到家后为掩人耳目,我伪装成从重庆回来的国民党军官,但地方上的坏人仍说我“来自莫斯科”,又说我“来自延安”。这些蜚语,使我感到茂林非久留之地。我们和母亲反复商量,决定离开茂林到芜湖设法寻找新四军。于是,我们悄悄地离开了茂林,越过南陵封锁线,直奔芜湖敌战区。

二、在临战前的准备阶段

我们潜入芜湖后,先住在东河沿一个姓洪的码头工人家里。他的老伴“黑牡丹”是跑单帮的,为人讲点江湖义气,是我们在来芜湖的途中相识并约定是亲戚关系的。

在芜湖的头几个月,我们摸到了敌伪的一些基本情况,研究了行动方针,决定先插入上层社会,广泛活动,寻找组织,创造条件,开展工作。为此,我利用国民党军官身份取得了汪伪《芜湖新报》社撰述主任的职位。职务之便,又使我结识了工商界一些上层人士,有的还成了我穿堂入室的“朋友”,从而使我初步摸清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当时,芜湖工商界主要有两大派系,即汪子东系与李慧龙(芜湖商会会长)系,凡是有点实力的并不固定靠哪一边,而在两系之间歪来倒去,错综复杂,但汪和李的矛盾对立却是比较固定的。李慧龙主要依靠日本特务机关芜湖支部支部长赤松隆和汪伪芜湖县政府的日本经济顾问花釜仙公。汪子东的后台是日军后勤部的物资搜集部队,即所谓“登部队”。该队驻上海,在芜湖设分队即“吉村部队”。但汪的业务范围和实力都大于李。

我是在汪善诚家遇识汪子东的。此人较深沉,难谈得拢,第一次见面无法深谈。为了打开汪的缺口,当时我认为只有利用汪李的矛盾,而先插进李系才能转变汪的态度。于是,我通过敌联络部翻译李景煌的关系,在李慧龙兼主任的“地方建设资金筹募委员会”(设在商会)担任了统计。该会有十几个调查员,专门调查各行各业工商户的资金、经营等情况,调查来的材料由我综合。这样我不仅与李结上了关系,还掌握了他所管辖的主要工商户的基本情况。这个机构结束后,我又在李的“芜湖区粮食采购委员会”担任总务股长,不仅又担任了他的看家企业“协和米号”和李公馆的总务,从而掌握了李的活动全貌,在李面前我也取得了发言权。汪子东的企业是“利记杂粮部”,和李一样手中也有个官方组织叫“庐和区粮食采购委员会”。尽管我在李慧龙处事务很忙,但我仍然是汪善诚家的常客。由于我的地位变了,汪子东也就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冷漠态度,开始主动找我谈谈,目的是想在谈话中了解一些李的“秘密”。我总是避而不谈,一笑了之。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不能告诉你、他不愿让你知道的任何事情,正如我不能告诉他、你要防他知道的事情一样,否则谁还敢跟我交朋友?”汪感到我的话很有份量,没有再说下去。但以后我们仍然较多而谨慎地接近往来。后来当李慧龙慢慢知道我的这种情况而感到不安时,我也以类似的话向他表明态度,打消他的顾虑。我在他们之间竭力维持平衡关系。到此,我已基本完成了“创造条件”这一临战前的必要工作。

三、在反经济封锁斗争中

我在“协和米号”任总务时,有机会结识了驻宣城水阳地区的采购员朱永鏐,了解到他通过倪而昌、倪其昌(倪子干的侄儿)的介绍即将到江北新四军七师根据地汤家沟区任采购员。1944年初春,我在倪其昌的陪同下秘密到了汤家沟,按我母亲汪老太当时的指点介绍,我写信给皖江区党委李步新同志,经同意后我与段洛夫、蔡辉、谭伟等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对我今后的工作作了决定:1.对李慧龙、汪子东的关系同时维持着,但工作重点放在汪子东方面,因为他实力大,并于敌军有直接关系;2.掌握好四项基本贸易要求,集中主要力量把贸易扩大搞开;3.继续保持与报馆的关系。总的要求是把在芜湖已经取得的有利条件利用起来,在反经济封锁的战线上开展对敌斗争。从这时起,我也就由在南方局的领导关系而正式转移到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工作。

回到芜湖后,我按照以上决定,围绕工作重点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为解除汪子东的顾虑,在尽量维持和李慧龙的关系下,我辞去了李处的总务工作,在汪处任职。之后,我在和汪的单独交谈中故意透露江北有亲友。汪表示希望我今后能帮助他和江北多联系业务,我接受了他的要求。他委我以副经理名义,并告知“那边”今后业务由我联系。另一个副经理是日本人楠木重椿,此人是日“登部队”派任汪处的顾问,实际是监督人。我和楠木由于背景不同,各代表一方,汪子东却认为我是代表他这一方的。但真正代表汪的利益、掌管“利记杂粮部”日常业务的是时任总务主任的胡丽生。“杂粮部”总机构设在芜湖二街“江苏米捐局”巷内,在它的斜对面有一幢独房,门牌“27号”,是正、副经理会面谈话的地方,对外不公开,我们称它为“27号事务所”。在它后门口的陶塘上有一座亭台。后来“27号事务所”成了七师的驻芜办事处以后,这座亭台便成了秘密招待所,师部派来的交通员大唐(女)、老陈却是从这里经直到城内淳良里11号我的寓所,由董曼尼负责和他们联系。从此,我们把上层的和下层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党外的和党内的各方面工作,即有严格区别又相互配合地开展起来了。

我们工作的目的是针对日军的经济封锁。我方主要以粮食、土产、山货等物资,采取以物交换这种特殊的贸易方式,换取根据地需要的工业品。七师在这个战场上取得了战果,它有力地击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达到了解决军需民用、建设根据地的目的。

反经济封锁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在实际工作中总是困难曲折的。我是在中途插手这方面工作的,当我奉命做汪子东的工作前,他和蔡辉同志已经有过接触,并根据当时的战争环境议定了贸易协议,即四项基本贸易要求:第一是品种,双方商定交换的物资品种不得随意更动;第二是数量,双方约定的物资数量,不得增减;第三是时间,双方约定的交货时间必须遵守,不能提早或推迟;第四是地点,双方指定的交货地点,不得任意改变。工作开始后,我逐渐发现在执行上述四项要求中,由于汪子东等商人与我方贸易,都是以获得高额利润为前提的,不能循约守信。为要对方较好地履行四项要求,通过他们对敌展开的物资贸易,为我对敌斗争服务,我在实际中考虑要注意政策界限,研究策略,区别对待,不能像以前开辟关系、创造条件那样,靠吃吃喝喝、称兄道弟就能有所作为了。这就要:第一,以私人交谈的方式分别对汪子东和楠木做些宣传说服工作;第二,采取措施,晓之以义,予之以礼,两者结合,推动他们逐渐靠近我们,和我们合作,把贸易引向深入——从民用扩大到军需。我把上述计划向七师敌工部、贸易局作了汇报,得到同意,并让蔡辉出面函邀汪子东过江观光,共同研究为密切今后贸易关系等有关问题,并顺利轧轧账。

约半个月后,即1944年秋,汪子东偕日籍副经理楠木重椿、运输主任杨大炎等,在我的陪同下乘自备的汽轮到达汤家沟河口。我们预先商定,业务问题由蔡辉负责谈判;段洛夫、谭伟除作一般的应酬外,谭协助蔡;因段懂些日语,多接触楠木,相机做些工作,我则广泛周旋其间。

通过两天的谈判,情况大有好转。后来随着战场形势一天比一天对我们有利,贸易的范围也日渐扩大,由原来换取布疋、食盐、食糖为主,逐渐发展到高级纸张(印纸币、票据之用)、五金、电料、药品、医疗器械等。它除了解决七师地区的需求外,还上缴军部,支援兄弟部队。所以当时有“四师的枪械、七师的钱财”之美谈。

四、受降斗争的前前后后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之前,“27号”事务所里来了一个叫栉山宏的日本人,是日军驻安庆地区的经济顾问。楠木介绍和我见面时,着重提到在交涉释放贸易局王愚(渔)等人时,他曾帮了大忙,楠木介绍后即离开了。栉山宏和我面对面用汉语加日语、中文加日文作交谈。奇怪的是他既不谈如何交涉释放我方人员的经过,也不谈物资贸易问题,而大谈整个局势,胡说“远东应该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来代替今天这个旧的局面,应该结成新的联盟和组织新的力量来最后的击灭英美帝国主义”,还说“我们应该向中国、向日本、向苏联大声疾呼:‘东亚和平,共同兴盛,联合苏联,击灭英美’(‘击灭’和‘兴盛’都是日文用词)”。并说:“要实现这些政见……必要时日内阁和军部都要改组”。我警惕地察觉到他是在玩弄和平骗局,企图维持日本侵略的残局。我就不和他扯这些,无论他怎么狡猾地反复纠缠,我则死死把住两道关口:第一,保持第三者的身份,以防他抓小辫子;第二,不正面表示任何意见,尽量谈做买卖的事。他的阴谋没有得逞。当晚,我秘密过江向蔡辉、段洛夫、谭伟及时汇报了以上情况,他们当即决定:1.谈话仍以个人口吻,勿亮出代表身份;2.可谈的范围只能是贸易方面的有关问题。但为了使物资畅运无阻,必先把某些内河出口处的据点撤除,并释放被俘人员;3.这些问题解决后,还可以继续谈谈进一步发展贸易的问题。我连夜赶回到芜湖,第二天就按照上述精神办事。第三天,南京又来了一个穿西服的日军军官,卡片上的姓名是“北学”,能说熟练的北京话,自称曾是北京大学留学生,“派遣军”总部的参谋,是矶爪参谋的部下。他拎来一只旅行皮箱,里面装的全是敌我军力分布地图、武器装备统计图表等有关资料。他一面摊开图表,一面大谈日军和我方在各个战场上犬牙交错的“密切关系”。他的论调和栉山宏同出一辙,只是更巧妙了一些,并说“他们最近几个月来很忙,白崇禧、何应钦、龙云等派了代表来,都是接洽‘和平’的,但军部并不打算以他们为对手(暗示要以共产党为对手)。现在都还住在那里等着……”我仍按照师部的指示精神和“北学”周旋,他眼看谈不下去就走了。但栉山宏还不死心,赖着不走,继续纠缠,直到《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才仓惶离去。

随着形势的发展,各种工业物资,特别是紧张物资的搜集和运输,进入到抢运程度。收集敌伪动态的情报也加重了,《波茨坦公告》发表了,但在敌占区还被封锁着。蔡辉同志代表师部派专人把这个消息通知我,并嘱我积极做好各项准备。我立即邀集关系人商议,作了布置:敌伪军情况由楠木负责搜集,帮会、特伪方面的情况由杨大炎负责搜集,其他情况如敌伪产业、重点单位、社会动态等情况我均另行派人负责。我则终日驻守事务所,及时汇总掌握全面情况,并尽量缩小自己与外面的接触面。

蔡辉同志再次来信说日军已经投降了,师部命令我立即建立“新四军第七师驻芜湖办事处”,负责做好对日军受降的准备工作,着手调查敌伪财产,公开收受胜利献金。同时派汪子东为财务委员,楠木为联络委员,杨大炎为运输主任,还派来田萼芳协助推动工作。之后,师部继续介绍一批同志来办事处,要我们迅速弄到日军宪兵队的通行证,让他们尽快分赴东北、察热、苏北、宁沪沿线各地,其中去苏北和宁沪沿线的较多,前后约有20余人,均住在陶塘那座秘密“招待所”里。几天后,楠木弄到了通行证,他们分批奔赴有关各地,我们胜利完成了这次艰巨的任务。

蔡辉同志还指令我代表军部负责对芜湖地区的敌伪受降工作,并指定818日上午9时在赭山日军司令部接受日军投降,下午3时在南岸民众教育馆受降伪军部分。我们遵令紧张地进行各项准备,及时传达了朱总司令的命令,通知了我军就地受降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派专人多次联络,由于蒋日暗中勾结,日军表面上表示故意接受朱总司令的命令,但又强调“须候冈村宁次大将的命令”为藉口,迟迟不肯行动。至于伪军,如刘子敬的伪芜湖县保安队,应大文的伪安徽省政府特务团以及驻在市区外围的张昌德的伪皖南独立方面军等,早已暗中和蒋介石的52师或军统勾结上了。我们虽然洞悉其奸,积极采取果断措施,但已来不及了,日军接到“就地集中待命,统一向蒋委员长投降”的日军总部命令,拒绝向我军交械投降。对此形势,我和田萼芳商定急将以上情况报告师部,并建议急速派部队过江,以武力迫使日伪军投降。另一方面,根据师部命令,我们加紧抢运物资过江。当时汪子东拥有大小18个仓库,约存放100多吨物资,这是我们需要在短期内完成的抢运任务。我和田萼芳研究作了两手准备,即大军过江,受降成功,全面接管芜湖,如受降不成,在全面撤退之前,必须尽量把物资抢运出去。因而在几天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组织突击抢运了。

随着局势的迅速恶化,国民党52师一部分已进入市郊,散兵游勇抢劫商店民宅,全市一片混乱;汪伪的特工人员和国民党特务已联合行动,到处活动,在我办事处的周围便衣亦梭巡不息。种种迹象提示我们要随机应变。816日,蔡辉同志来信通知我们全部北撤,要田萼芳先回师部,叫我随后过江。同时,要我转知汪子东也过江到根据地去。田于当日走了。楠木拒绝到日军司令部集中,毅然在17日下午过江投奔七师。我结束了办事处的工作,连夜清理了报刊信件,同时追踪汪子东的去向,以防为蒋帮所持,对我不利。此时我们的抢运工作还在继续。杨大炎一度被捕,出来后仍坚持工作。楠木投奔师部后仍用小汽轮抢运物资,最后还把轮船开到了苏北根据地内河。

8年抗战,锻炼了人民,教育了人民,使人民懂得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但胜利终究是属于人民的。

 

(中共芜湖市委党史研究室周蔚恬  根据记录稿摘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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